台北老弄堂的藤椅上，90岁的高秉涵总摩挲着一本翻卷边的《山东同乡会名册》。册子里每道红笔划痕，都对应着一坛他亲手抱过的骨灰——从1991年第一次踏回大陆故土起，30多年间，这些裹着红布的坛罐，顺着海峡的风，飘回了山东菏泽的祖坟、河南安阳的老院，甚至新疆石河子的荒坡。
“13岁那年我攥着母亲给的半块煎饼，跟着难民潮挤上厦门到台湾的船。”高秉涵的山东口音里还留着当年的颤音，“娘在菏门外拽着我袖口哭：‘儿啊，活下来，娘等你活着回来。’这句话像根绳子，把我从鬼门关拽了三次——饿到想跳山谷时，冻到想睡桥洞时，都是这句话把我拉回来。”
上世纪80年代末，台湾刚开放探亲，同乡会的老人们就凑到高秉涵家：“小老弟，我们这群人熬不到回家那天了，你得帮我们把骨头带回去。”第一个找他的是陈阿福老兵，临终前攥着他的手：“我老家在济南章丘，村头有棵老槐树，你把我埋在树底下。”
1991年春天，高秉涵抱着陈阿福的骨灰盒走下飞机。当骨灰撒进老槐树旁的土坑时，陈家人哭成一团，最小的孙子跪下来喊“爷爷”。高秉涵站在旁边，突然想起自己母亲——1979年写的长信，等了半年才收到回信，却被告知母亲已经走了。“我跪在娘的坟前，把信烧了，说‘娘，我回来了，可我没赶上见你最后一面’。”
从那以后，高秉涵的行李箱里总塞着红布和名册。每趟大陆行，他都把骨灰坛抱在怀里，过安检时会跟工作人员说：“这是我老哥哥，麻烦轻点儿。”30多年里，他跑了23趟大陆，带回去108坛骨灰。社区的张阿姨说：“每次见他抱着红布包出门，我都要递杯热水——那不是盒子，是一群老人攒了一辈子的魂。”
上个月，高秉涵去医院做心脏检查，医生说“要少操劳”，他却笑着拍了拍怀里的名册：“我还有三个老哥哥没送回去，还有个心愿没了——想活着看到‘九州同’。”他摸着名册上最后几个未划的名字，眼睛亮得像当年上船时的星子：“等那一天到了，我要带着所有老哥哥的名字，去娘的坟前说‘娘，我们都回家了，路再也不堵了’。”
楼下便利店的年轻人说，常看到高爷爷坐在门口看海峡方向，“有时候会小声念叨‘风从厦门吹过来了吧？’”而大陆的社交媒体上，有网友留言：“爷爷，您的心愿我们记着——等两岸通了高铁，我们接您坐最快的车回家，带着所有老哥哥的魂，一起看九州同。”
